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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教育的名义——读朱建人新著《做教育的拓荒者》有感

    发布时间:2019/2/22作者:柯小卫来源:《生活教育》2014第9期点击:155

       

      柯小卫

      读了朱建人老师新著《做教育的拓荒者》后,使我进入到了一片新的境界,书中文章内容大都于近年来人们热议的学校教育现象有关,然而作者在评论这些现象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真切、客观、冷静,如同作者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一样,饱学、睿智、为人真诚,可谓“文如其人”。同时,作者作为长期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的学者,在对教育现象发表评论,阐述观点时,至情至理,诚恳平实,不时发出“呼唤”声音,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教育情怀与责任感。书中收录92篇文章,分为五辑,从教育本质与发展理念、教师修养、学习观念、家庭教育、教学心得等不同方面,引领读者在纷繁的教育现实中,保持清醒头脑,看准未来发展路径与方向。

      第一辑《教育呼唤“绿色发展”》,作者引用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一份标题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中指出“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学会做事,学会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学会共同生活,培养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和合作精神;学会生存,以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环境。作者写道:

      我们是否依然习惯于为了区区几个考分,不惜让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湮没于浩瀚的题海之中,而忘却了他们生命力与创造力的珍贵?

      我们是否依然习惯于将学生和教师一起牢牢地绑在升学竞争的战车上,而忘却了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

      我们是否依然习惯于沿袭着农业社会陈旧落后的教育方式,将“灌输”与“告诉”视作教育工作的全部,而忘却了对学生个体潜能发展的关照?

      我们是否依然沾沾喜喜于眼前的“小才济济”的热闹,而忘却了“大才稀稀”的忧患?

      …… (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3)

      显然,在作者看来,教育应该超越“背多分”层面,升华至“能力”、“素质”境界,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教育者“进”而不是“退”?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在21世纪的“智战”中“存”而不是“亡”?他将“应试教育”形容为“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愚蠢之举”。他从终身教育的视角提出,基础教育必须为终身教育服务,培养“完善的人”,体现科学发展观,应成为教育改革的理念与方向。

      在《教育呼唤“绿色发展”》一文中,作者从三方面进行阐释:第一,需要我们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教育的根本内核;第二,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第三,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保障系统。作者引用爱因斯坦的话:“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社会。”尽管,越来越多人们都意识到“应试教育”和“学历化教育”对于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桎梏与障碍,仅靠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是难以获得成效的。作者的意思很明白,教育发展问题绝非仅是教育部门单方面能够做到的,而应建立在全社会的共识与责任的基础之上。

      第二辑《做教育的拓荒者》开篇《做一个创造性的教师》一文,阐明作者的“教师观”:

      那么,什么样的教师才算得上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呢?创造型的教师应该有很强的人格力量,他豁达自信,兴趣广泛,襟怀宽广,热爱真理,志向高远,不拘一格,富有批判精神,锲而不舍,意志力强,能不断超越自我;创造型的教师应该具有先进的教育观:他懂得尊重学生的人格,唤醒学生的潜能,发挥学生的个性,鼓励学生超越自己;创造型的教师应该具有智者的探究精神:他善于吸纳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教育理念,以研究者的姿态来对待自己的教育实践,对自己的工作不断进行反思,与时俱进,永不满足;创造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教学艺术:他思维敏捷而富于想象,充满理性而富于激情,严谨而不乏幽默感,执着而不乏灵活性。(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52)

      作者对于“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教育过程中的工作与在社会中所具有地位的理解是清醒的,他写道:“教师所需要具备的不只是敬业奉献的精神,更需要具备常人所没有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智慧。” (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53)他推崇两位享誉世界的教育家陶行知与苏霍姆林斯基,不仅抱着崇高的教育信念,数十年如一日地植根于教育实践这块沃土,并使自己的“教育劳动充满了紧张的探索和思考”(苏霍姆林斯基语)。他提出“像教育家那样工作”口号,因为教育本身是一门科学,“只有科学的教育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只有具有教育智慧的教师才能使学生沐浴在素质教育的灿烂阳光里。” (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54)

      多年以来,本书作者在许多中小学推动语文教学改革和“生活作文”,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谈起过对于王崧舟老师一堂以“生命意识”立意“爱的抉择”作文课的看法,起初我仅以为语文老师别出心裁或另辟新径,力图将作文课教得更有意思;后来随着我自己逐渐增加对于小学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学的了解,感受到了王崧舟作文教学法在各地小学语文教学中产生的辐射影响,不由地引起与本书作者的许多共鸣。王崧舟老师的这节作文课是这样上的:

      在白纸上写上最爱的5个人,然后将至亲一个个地划去,表示永远地“消失”,让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体验”、“品尝”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滋味。……(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55)

      对此,本书作者在《作文教学,不该如此沉重》一文中发出质疑:“是谁给了老师迫使学生玩如此残酷的游戏的权力?凭什么为了区区一堂作文课要让那些无辜的孩子去承受如此巨大的生命之重。”联想到近年来在中小学校德育、语文教学中频频出现并被广为宣扬的“创新”之举,在为教师带来“名声”同时,实际上留下了许多“负面效应”。作者凭着自己多年研究语文教学的情感与经验直言不讳:“我们岂能以貌似精彩纷呈,实质毫无道理的教学,让学生对作文产生非大悲大喜而不可作的误解,而强化了对日常生活的忽视和漠视。”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两条对小学作文教学的反思:其一,小学作文教学有没有必要去承载成人思维模式中的生命之重?因为“文以载道”的古训在以应试教育为目标指向的教学中,已被严重扭曲,以至演变为看似高尚深刻,实则虚假浅薄的“现代八股文”。其二,作文教学应该让学生去感悟怎样的生活?在他看来,不能抱着“培养未来作家的心态”进行作文教学,将作文教学等同于文学创作辅导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做法。他还提到了作文教学的“人文性”问题,他提出两个观点,一是不能将人文性与文学性、情感性混为一谈;二是作文教学中最大的人文性应该是让学生自由地说话,说真话,使学生向真向善。他严肃地指出:“在教学中,老师是无权迫使学生将他们的思想纳入自己所设定的圈子里去的。”联想到许多基层学校的课堂情形,你或许能够体味出作者讲此番话的心情并不轻松。作者对于许多受到追捧的“创新之举”不以为然,比如对于如何减轻学生负担、如何办好民工子弟学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要紧的还是把自己的“教育”这本经念好。言下之意,教育毕竟有自己的专业特点与发展规律,只有怀着敬畏之心与科学态度才能办好教育。

      第三辑《拷问教育的“成功”》,主要谈论如何看待课堂教学的问题,简言之“课堂观”。

      “课堂教学”与“考试”是中小学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呼吁进行改革者不乏其人,然而成功经验却很少。对于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即“应试教育”,作者并不持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研究如何将“做”,以及“做什么”问题。作者认为,应该将改革的着眼点放在“如何去改革考试,让它发挥正确的导向功能”,其中的关键,“必须在考试内容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显然,作者对于国家陆续出台的各项高考、中考改革举措寄予期待:“可以预见,真正意义上的‘指挥棒’指向素质教育已指日可待,21世纪的中国的教育必将是一派生机。” (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101)

      本书作者对于中小学中普遍开展的“综合素质评价”进行一番理性、严谨的考量、分析,即“非可行性论证”,目的是使综合素质评价更合理、更科学、更可行。他提出了三方面问题:其一,综合素质评价的教育性亟待关注,其中“甄别功能”与“教育功能”之间的取舍,便是综合素质评价“必须做出的一个选择”。其二,综合素质评价的阳光化缺乏保障,必须从法律层面上去完善相关的规则,同时注意程序的科学公正。其三,综合素质评价的公平性不应忽视。他反对许多地方在“综合素质评价”中将学校分为“重高”、“职高”;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他还提出“综合素质评价”中“科学性”问题,解决评估指标中存在不确定性与多样性问题,建立“具有严谨逻辑结构的相对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

      何谓“教育的成功”?怎样回答“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广大家长普遍关心的教育问题?在日益浮躁与功利的社会环境中,应该从怎样的视角来审视与评价教育。作者写道:“我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从社会的需求去考虑学生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而很少会去思考学生希望或者可能获得怎样的教育。” (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111)。现代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学生应该成为教育的主人,并非只是教育者的“成果”。作者有一段文字很深刻:

      我们常常把学生看作人人揉捏的面团,按照教育者的理想去切削、去塑造,而不是把学生看作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种子,去唤醒、去培育;我们常常可以去制造许多“成功”的“人才”,却很难再甘于寂寞去培养真正的大写的“人”。(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111)

      第四辑《让孩子幸福地学习着》,内容是家庭教育问题。他将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定义为“身教”。中国古语:“子不教,父之过”,然而在传统教育中,父亲的教育角色更多体现在“专制”或“威权”方面,所谓“君臣之道”、“父子之礼”,儿童只能作为附属品。作者认为,现代家庭教育中,父亲在子女心目中应具有的形象:伟岸、博学、幽默、民主。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小学生,吃晚饭时向他的父亲请教了一个问题:“爸爸,‘应酬’是什么意思?”父亲略加思索,以尽可能准确的语言回答了儿子的问题:“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去做的,就叫作‘应酬’”。“我懂了!”儿子心领神会,自己做作业去了。次日清晨,儿子风风火火地吃早饭,背起书包,喊了一声:“爸爸,我应酬去了!”便一溜烟地直奔学校……(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142)

      从现代教育的观点,儿童的快乐与幸福是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可以成为家庭教育遵循的原则和基本观念。作者将过去那种以“苦”为基本特征的教育比喻为“长期农业经济社会中发酵出来的一种文化苦酒”,提出“让孩子享受学习所带来的幸福。”他建议,所有教育者,包括教师和家长,多关注一点学习的学习状况,看看他们生活得幸福吗,看看他们学习得愉悦吗,看看他们还有没有求知的欲望等等。

      《把童年还给孩子》一文提醒人们:

      看看吧,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种力量在无情地掠夺孩子们的童年——而且还是以种种十分“高尚”的名义!我们要么对孩子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心灵世界漠不关心,在“一切为了孩子”的托词之下,追求着成人自己所需要的虚荣;要么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甚至还是依照一些家长的自我补偿心理在精心“设计”孩子遥不可及的“未来”,偏偏忽视了孩子当下个性生命成长的需要。……(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144)

      显然,作者对于“父爱”格外重视,一方面由于作者对于家庭教育的认识与理解,另一方面与作者自己在生活中确实是一位“好父亲”有关,他对自己与儿子之间“朋友般”的交流津津乐道,透露出一股只有当了父亲之后才能体会得到的快乐。 “父爱如叶,父爱无言”,这话说得多好啊!让我们热爱母亲的同时,珍惜自己的父亲吧!

      “向儿童学习”是作者在书中发出的一个口号,他引用了陶行知先生所作《小孩不小歌》,歌中唱道:

      人人都说小孩小,

      谁知人小心不小。

      你若小看小孩子,

      便比小孩还要小。

      “儿童观”在现代儿童教育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唤起或激发儿童内心蕴藏的各种潜能与创造力被认为是衡量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童就其天性来讲,是富有探索精神的探索者,是世界的发现者。”在知识经济时代里,儿童的潜力不可低估,在许多方面,成人确实需要“向孩子学习!”

      第五辑《守望教育》。作者将自己的许多教育思考与感悟,连同丰富的情感一道呈现出来,做一个真正教育的“守望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经济社会中,教育又何尝不成为“名利场”呢。在同行和朋友圈内,作者的人品、学养、待人接物有口皆碑。作者信仰陶行知学说,时常以“教人求真”与“学做真人”激励自己、鞭策学生。我与作者相识、相交多年,对于他的“真实”深有体会。他是一位有理想、有理念、有行动的教育者。

      引述书中的文字:

      “学做真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学习的根本目的不在于为了拿区区几个考分去换几张炫目的文凭,不在于在满世界的PK中去搏杀出出人头地的表面风光,而是要学会做一个敦厚正直的人中人,做一个有着现代文明素养的公民,做一个具有宽阔胸怀的自豪的中国人!    (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191)

      我们留给后代以怎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留给世界以怎样的后代;我们留给世界以怎样的后代,取决于我们给后代以怎样的教育;我们给后代以怎样的教育,取决于我们拥有怎样的教育理念……

      (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193)

      这是一条跨越世纪的历史长河,

      这是一个永不消逝的伟大声音——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为了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崛起,

      路漫漫其修远兮……

      (引自《做教育的拓荒者》,朱建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5月,第203)

                                       2014722

      (此文转发于《生活教育》2014年第9期)

      作者现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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