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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新时代 还能更精彩

    发布时间:2018/9/20作者:南京行知苑来源:《生活教育》2018第6期点击:426

      南京行知苑

      来源:《生活教育》20186

       

      走进新时代,还能更精彩

      ——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实验学校分会副会长、南京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杨瑞清

      一、在践行中坚定方向,始终坚持行知路

      《生活教育》:杨校长您好,我们知道您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忠实追随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一路走来,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请问您几十年行知路是如何走过来的?

      杨瑞清:我是1978年考入晓庄师范的,今年正好40年,跟国家改革开放40年相呼应。这个40年,特别感恩在我的生命里有一个光辉的榜样——陶行知先生,能一直学习陶行知,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我感到有莫大的幸运。我从小在南京浦口区乡村长大,在进晓庄师范之前没有出过我们的县城。而这40年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宏大的世界。

      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探索中,我们走过了37个年头,经历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981年,开办行知实验班。那是我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后教的第一个班级。我从一年级一直教到毕业。在这个班里我们努力体现陶行知的爱满天下、手脑并用、小先生制思想,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在行知实验班经营过程中,学校也受到行知文化的影响,获得了不断的发展,第一个实验班还没带完,我们这个小学就改了名字。

      1985年,行知小学命名。我们的工作渐渐赢得了信任,县教育局决定接受我们的请求,将五里小学更名为行知小学。这就意味着我们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平台已经由一个班走向了一所学校。我也是那一年开始被任命为行知小学的校长。同时,小学附属的学前班扩展为大班、中班、小班,于是,我们也从此有了行知幼儿园。在更名后的将近10年里,我们行知小学和行知幼儿园在不断地努力,内涵也得到了发展,成为“江苏省模范村小”,也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举办的首届“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但是我们的小学和幼儿园也面临着最主要的两大困扰:一个是办学条件依然是简陋的,二是骨干教师留不住。这就逼着我们要为学校寻求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我们过办“校办工厂”,后来办垮了还背了债。在艰苦环境的磨练中,我们开始领悟,一时改变不了现实环境,我们可以首先改变自己。于是,我们懂得了第一个学会——“学会成长”。说实话,我们的起点是很低的,来这里工作的或者是民办教师,或者是中师生。我和老师们开始有意识地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也积极参加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进修,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建立信心,寻求思想上的突破。

      1989年,我们成为晓庄师范的第二附属小学。通过与母校的合作,使我们开始意识到,要改变农村小学落后面貌,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学会联合”。至此,我们有了第二个学会。我们知道,作为村办小学,我们要把联合的重点放在村校联合上,重在整合乡土资源。从此,我们的教学开始关注稻田、荷花园、茶园、大山……我们终于找到了利用身边无限的教育资源来促进教学的好办法,我们终于真正相信,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用穷办法办出有质量的教育。

      1994年,行知基地创立。联合让我们尝到了甜头,我们开始接待城市学生来学校体验乡村生活,由村校联合拓展为城乡联合。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能让城市学生受益,我们特别自豪。我们也发动本校的老师和学生跟城里的师生打交道,这对我们教师和学生的成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行知基地是南京教育局挂的牌,而且是江苏省第一家,很幸运地争取到了省、市、区各级政府的投入,学校面积由原来的9亩扩大到300亩,累计投入资金将近2个亿。2005年,我们的联合又有了新进展,开始吸引国外的学生来访,提升到国际联合。国外学生来访盘活了我们的资源。我们对外交流活动的主题是:“融进行知文化,亲近乡土文化,触摸南京文化,领略长江文化。”活动受到了外国学生的喜爱,他们回去后大力宣传,引来了更多的人来访。1994年—2017年,基地累计接待36万城市学生体验乡村生活,接待了100多个国家1万多名境外师生来这里学习中国文化,其中5000多人来自新加坡。新加坡的活动项目叫“中华文化浸濡活动”。我们还实施了国侨办的“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项目、国家汉办的“孔子课堂”和“海外汉语教师研修”项目,连续举办了十三届“行知教育三国论坛”项目。

      2011年,新校舍落成,行知中学并入我们的校园。这一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从1981年毕业来到这里到2011年已有30年了,学校至此有了新的格局,除了有行知小学、行知幼儿园、行知基地外还多了个行知中学。政府为整合资源扩大行知品牌,就把附近的“建设中学”并入行知校园,更名为行知中学。新校舍建成,我们举办了落成典礼,同时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校门前的那条新建的公路,被命名为行知路。

      2015年,组建行知教育集团,开办行知教育书院。学校规模扩大,管理上的难度加大,要怎么样更好地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呢?我们选择了集团化办学。集团由行知小学、行知幼儿园、行知中学、行知基地和高旺小学五个教育实体组成。行知小学是龙头单位。行知基地和行知幼儿园也成为独立法人单位。这样的集团化办学使各个版块之间既能共享资源又能各自承担责任。我开始离开小学管理岗位,做集团的总校长。

      集团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一个品牌联盟,依据章程,在理事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主要的使命是共同开展行知教育实验。

      为了在行知教育集团中增加学习和思考的分量,建设自己的智库,在集团各理事单位的支持下,我们将学校老校区的9亩地和1800平方米的旧教室,辟为 “行知教育书院”。它是行知教育集团的内设机构,虽然不是独立法人机构,但它有独立空间,可自主运行。

      从行知实验班,到行知教育集团,顺应着国家改革开发的潮流,一路走来,我最真切的感受是,行知路走对了。

      二、在慎思中理性抽离,全身心投入行知教育实验

      《生活教育》:能谈谈您淡出行知小学、行知基地管理的深层原因吗?

      杨瑞清:20111018日,我在全国政协礼堂,出席了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大会。我作为代表在那次大会上做了发言。我意识到,我在行知路上走完了30年,接下来,要走好第二个30年行知路。我担任小学校长,还管着幼儿园和基地,早已感到“手忙脚乱”、“晕头转向”、“力不从心”。学校30年来的确有了很好的发展,但我清楚地认识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必须承认自己“体力有限”,“精力有限”,“能力有限”,“努力有限”,我已经做了26年校长,我不想因为这样一成不变的局面影响了学校今后的发展。我知道,我不可能一直当这个校长,要走好第二个30年行知路,我必须实现及早转型。

      经过慎重思考,我向教育局提交了组建行知教育集团的报告。我们还到南京拉萨路小学集团取经,市教育局领导很重视我们的想法,也专程赶到拉小,帮助我们梳理思路,寻找出路。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选择拉小集团的模式,就是各集团成员都是独立的法人单位,集团是这些法人办学实体的联盟。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2013年和2014年,行知基地成为南京亚青会和青奥会的村外文化教育场所,承担生态环保农业活动项目的重大接待任务,组建集团的事情被搁置下来了。直到2015年,教育局才正式作出决定,组建行知教育集团,将行知基地设立为差额拨款的独立法人单位,任命了新的行知小学校长,由我出任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组建集团整整推延了4年,却也成全了我在行知小学校长角色上任满30年,留下了一个自豪的记忆。我也将自己的第二个30年行知路,以2015年为起点,顺延4年。我意识到,从52岁到82岁,我应该还能在行知路上奋斗30年。我为此感到好兴奋,好幸福!

      有人认为我现在没有了人权、财权,为我感到“可惜”。我也确实感到,角色变化和工作转型,对于我也是不小的挑战。但是,我看到因为我的淡出,我们的团队的管理力量大大加强了,小学调来了校长和常务副校长,基地有了主任和书记,1958年创立的行知中学(原建设中学)实质性地融入了行知团队,1915年就创立的百年老校高旺小学加入行知教育集团,使集团有了更多了思考和发展空间。我的淡出,形成了一个宝贵的行知教育实验新时空:5个办学实体,一个内设机构,近400亩占地,6万多平方米校舍,2000多名师生,涉及到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校外教育、家庭教育、教师教育、国际交流等多个实践研究领域。这恰恰是我梦寐以求的局面,恰恰是行知事业持久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人不管你再怎么有付出的心,哪怕你甘愿牺牲,那也不一定有用,就像陶行知先生讲的“若想一个人包办不算是好汉”。

      集团成立后,一度时期,我还是习惯性地较多介入集团各成员单位事务。但是我也逐渐意识到,小学新的校长,基地新的主任都能独当一面,其工作成效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不需要我再去多操心了。我想,我要尽快实现工作转型,做我更应该做的事情了。我更重要的事是要推进新时代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探索,这需要有更专业、更扎实的思考,而不能仅仅凭干劲、感情去做。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那就是我的失职。

      有人说,我现在不需要再拼搏了,可以轻松一点了。实际上,我自己很清楚,几十年来,我忙来忙去,主要还是在忙生存,我没有教好我喜爱的语文课,没有当好我钟情的班主任,甚至也没有做好真正的校长——没有能在课程开发、课堂改革、队伍建设、文化建构等内涵上投入足够的精力,形成扎实的成效。我给自己做了一个总结:1分选择,99分坚持;1分自豪,99分感激;1分成绩,99分成长。选择走行知路是一刹那就完成的,而坚持却要一辈子。选择了,坚持了,有人积极评价也有人说风凉话,我管不了那么多,我觉得我一定要自信、自豪,但我知道,更重要的是要感激。因为走到今天,我们得到了太多的关心和扶持。最要感激的是有一副巨人的肩膀,有一方肥沃的土壤,有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坚持,因为感激,我们取得成绩了,我们得分了,但是我们充其量只得了1分,还有99分的成长空间。特别是在立德树人、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创新实践方面,其实我们只是刚刚搭起了舞台,精彩的戏还未开唱呢。

      所以,我知道,我还有太多的事要做,我要重新出发,全身心投入到行知教育实验中。

      《生活教育》:重新出发,集团组建近3年来,在行知教育实验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杨瑞清:集团组建后,我们制定了《章程》,成立了理事会,设立了行知教育书院,形成了“六个共同体”的集团工作新格局。

      一是行知品牌共同体。幼儿园、小学、中学、基地各有成绩、各自开花,共同扩大行知品牌的影响力。例如,行知小学的“三小课堂”研究扎实推进,管理内功迅速加强,足球队获得区长杯冠军,非洲鼓艺术团名气大振,小学生源爆满;高旺小学作文教学实验取得积极成效,橄榄球队、戏剧社团热火朝天;行知中学中考成绩超过市均分,取得质的突破;行知基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的评审中连续4年获得一等奖;行知幼儿园的课程游戏化实践研究,在全区起到引领作用。这样“遍地开花”的局面,使行知品牌的影响力有了迅速提升。

      二是前沿探索共同体。我们成功申报了首批江苏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项目名称叫《当代教学场景下的“教学做合一”新探索》。各成员主要负责人和骨干教师组成项目组,对过去30多年的实践进行深入系统地“新反思”,以解决我们教学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为突破口,开展严瑾扎实的“新实验”,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今年1月,获得 “第五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奖”。

      三是教师发展共同体。我们十分重视发挥陶行知精神人格和教育思想对于集团内教师发展的引领作用,也为众多来访的校长、老师,包括晓庄学院、南师大、第二师范学院国培班学员提供行知教育的考察交流平台。

      四是特色课程共同体。我们为行知集团的师生以及来基地活动的外校师生,系统设计了“行知文化”“生态环保农业活动”“奥林匹克运动”“中华文化浸濡活动”“军训活动”“海外华文教师研修”等课程方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富有吸引力的课程群。

      五是对外交流共同体。我们把对外交流工作在集团层面进行统筹,重组了由我牵头,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与的“南京行知苑对外交流中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原行知小学实施的“中华文化浸濡活动”“孔子课堂”“海外汉语教师研修班”“行知教育三国论坛”等项目得以延续和拓展,还荣获了国家汉办颁发的“先进孔子课堂”称号。同时,我们还开拓了“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澳大利亚未来青年领袖营”等新项目,成功创建了“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六是社区服务共同体。我们也有意识地与施教区企事业单位展开合作共建活动,为家长、为社区民众提供更多更具体的服务。

      这几年行知集团从这六个方面展开工作,取得了新的收获。同时我们还在各成员单位大力支持下,将行知小学占地9亩、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的老校区设立为“行知教育书院”,作为内设机构,运行相对独立,成为行知教育集团的一个新成员。在行知教育书院里,我们开始建“行知教育馆”,将生动地展示陶行知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教育思想,展示行知教育集团各成员单位的校史。开始建设若干个“行知教育工作室”,其中包括市总工会设立的“杨瑞清劳模创新工作室”,这是南京市十佳劳模创新工作室之一,还有“张永根书法工作室”“严长峰军事模型工作室”,还将开设“丁跃生莲艺工作室”“张宴志茶文化工作室”等等。行知教育实验,越发需要有这么一个可以喝喝茶、读读书、聊聊天的地方,需要建设一个自己的智库。我也把自己的办公室搬进了老校区。

      三、在喧嚣中静静思考,探索行知教育实验新路径

      《生活教育》:在您那么多年的坚守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如何应对的?

      杨瑞清:我曾经感觉到最大的挑战是骨干教师的调离。刚开始我们有些不知所措,但后来我们开始慢慢思考,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一现状,那我们只能加快自身成长。只有让成长的速度远远大于流动的速度,乡村小学才可能有一支好的队伍。另外,我们开始学会利用 “走出去”的这批骨干教师的资源,他们干得出色,也是在为行知小学争光,他们也很愿意来为学校做服务。“留下来的加快成长,调出去的回来帮忙”,我不再纠结于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的问题,对农村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增强了信心。

      后来我终于认识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自身的成长问题。办好学校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乡村学校的教学环境不佳、生源不好、教师队伍不能稳定,而在于校长自身成长滞后,在于办学理念模糊,在于精神力量缺乏。孩子的问题,更多源自教师的问题,教师的问题,更多源自校长的问题。只有教师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只有校长好好学习,教师才能天天向上。

      《生活教育》:您为什么提出 “行知教育”这一说法呢?

      杨瑞清:我在2011年纪念陶行知先生120周年诞辰大会的发言中,首次明确地将我们的办学理念表述为“行知教育”。这是我工作30年来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一个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样的教育的那个关键词。这是我在学习、成长道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获。

      很多学校都在找自己的关键词来建构独特的话语系统。在那之前我们曾经用过“主体教育”作为关键词,也做过论证,写过文章,但后来发现这个词太过于抽象,我自己很难驾驭。后来我们从陶行知先生“爱满天下”教育思想的实践中提炼出“赏识教育”这个关键词,也做过相应的课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后来发现这个关键词极有可能误导老师、家长把教育简单等同于表扬鼓励,造成对孩子成长的另一种危害。出于良知,我们舍弃了这个关键词。

      我们终于发现,一直以来,有一个词最能贴切地说明我们在做什么,一直在默默地陪伴着我们。这个词就是“行知教育”。真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抓到这个关键词,还是受到马来西亚校长们的启发。从2003年开始,我们和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华文独立中学校长有比较多的交流,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在马来西亚引起广泛关注。马来西亚教育部推动了一项旨在提升华文小学办学品质的“爱心计划”,从2009年开始每年组织校长、骨干教师来行知小学研修。他们称行知小学为爱心学校的“母亲校”。他们没有说来行知小学学到了“主体教育”,也没有说学到了“赏识教育”,而是说学到了“陶行知教育”。我从中受到启发,我觉得我们学习陶行知精神、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用“行知教育”来概括,用这个词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再好不过了。

      当然我曾经也想过就用“生活教育”吧,但是我更觉得,学习、传承、践行“生活教育”是一回事,把我们所做的教育实践直接称作“生活教育”是另一回事。我个人觉得,我宁愿把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为一面镜子、一座丰碑,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不会轻易把我们所做的事情称作是“生活教育”。我感觉到用“行知教育”这个概念至少有三个优点:一是“传承的”,让人一看就想起这是传承、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二是“创新的”,这个教育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行知”本来就是一对哲学范畴,知行合一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三是“共享的”,它是公共的精神财富,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没有“创始人”,没有“代言人”,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个概念,都可以探索自己的“行知教育”之路。只要你有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这份心,都可以成为“行知路上后来人”,我也是后来人之一。我会一直走在行知路上,但我不能保证自己能走在最前列。谁走在最前面,谁做得最好,我们就向谁学习。

      找到关键词之后,我们终于能说清楚自己这么多年在做什么啦。又是小学、又是幼儿园,又是中学,又是基地,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呢?原来,我们一直在凝神聚力做一件事,这就是“行知教育实验”。

      《生活教育》:能否谈一谈“行知教育实验”的推进策略?

      杨瑞清:从我个人的切身感受来看,最让我难忘的、幸福感最强的是1981年开始带“行知实验班”的那5年。那种能够比较自主的、充满创意的、与同事和学生以及家长充分合作的班级经营,是非常迷人的。那时候,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教育专业素养不高,也做了不少傻事,走了不少弯路,如果能有人手把手领一领就更好了。我刚满22岁就做校长了,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无奈。我努力地推动学校层面的行知教育实验,从实施不留级制度,到推行“村级大教育”,从教师队伍建设,到课程资源开发,从小班化实验,到学校文化建构,的确拼搏了很多年,也有不少收获,学校也成为“南京市教育现代化示范学校”、“江苏省实验小学”、“江苏省文明单位”、“全国青少年校外活动示范基地”、国家级“汉语国际推广中小学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但是坦率地讲,学校获得的点赞,更多是人们对一所落后的村办小学能获得较快进步的鼓励,就学生发展、教师成长、学术进步而言,我们的整体水平与先进学校还有很大差距,我甚至感到,这种差距还在拉大。这种感觉有点痛苦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推进行知教育实验,在五个层面上都有所展开:有班级经营、学校统筹、区域推进,也有家庭教育、自我成长。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学校层面的行知教育实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实验学校分会,团结了全国176所学校,尽管这些学校情况各异,话语体系各有特点,但就总体而言,他们都在努力推进行知教育实验,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学校之间实验水平是不平衡的,一些学校是缺乏广度和深度的,少数学校可能还流于形式,甚至出现偏差。学校层面的行知教育实验,其实施水平很大程度地依赖于校长的领导力。我们也看到,不少学校,随着校长的离职,行知教育实验受到较大影响,有的甚至停滞。

      去年11月,我们举行了第十三届行知教育三国论坛,主题是“回眸百年探索,重温知行合一,共赴行知教育实验新征程”。我们意识到,从1917年陶行知先生回国任教,到2017年,已整整100年了。2018,重新出发,我们要在行知教育实验上迈出新的步伐。我们明确提出了推进行知教育实验从自我成长层面开始——“从我做起”。

      从个人经历来看,我觉得几十年来,我其实一直在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展开着“一个人的”行知教育实验。这是第一个层面。我真切地感受到,是行知文化照亮了我的生命旅程,是行知文化植根于内心,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启示、无边无际的美感、无与伦比的快乐。这样的行知教育实验,不会受外部条件的太多限制,只要自己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起步;只要迈开脚步,就会被感动,被吸引,从此良性循环,欲罢不能。而且,只要在自我成长层面上真正尝到了行知教育实验的甜头,家庭教育层面的实验便自然展开。这是第二个层面。这些年,我也清晰地感受到行知文化对于我的家庭成员终身成长意义非凡。我的母亲,我的夫人,我的儿子,我们一家人都是行知文化巨大的受益者。我切身感受到,幸福人生根本的、唯一的保证来自于自身的不断成长。

      第三个层面的行知教育实验是班级经营。这个层面的实验,不需要太多的外部条件。只要有一位愿意开展实验的班主任,就可以展开行动。当然,班主任要团结各任课老师,带领全部的家长,还要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作用。各科老师也可以在自己的课堂里开展行知教育实验,只是我们把学科的实验作为班级实验的一个侧面,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层面来讨论。

      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积极推动第四个层面——学校统筹的行知教育实验,努力发起第五个层面——区域推进的行知教育实验。所有的实验都需要做好包含目标、路径、策略、支持条件、评价等内容的顶层设计。学校统筹层面和区域推进层面的实验,最好是综合性、整体性的改革试验,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从项目入手,由小到大逐步展开。

      四、在名利诱惑下不忘初心,在新时代绽放生命精彩

      《生活教育》:您是如何抵御各种诱惑,保持初心继续从事“行知教育”事业的?

      杨瑞清:1983年,我被调任团县委副书记。工作了四个月后,我辞职回来,在从政和从教之间重新选择从教。后来也有过提拔的机会,进城的机会,我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都放弃了。也受到邀请去办民办学校和民办教育研究机构,我没有动心。曾有出版社邀请我写一本书《杨瑞清与行知教育》,考虑再三,我不打算写这本书。行知教育不是我的专属名词,而是共享概念,是大家的。终其一生,我一个人也是做不好行知教育的。我希望行知路上能有越来越多的同行人。

      选择走行知路,办乡村教育,我和同事们早有思想准备:升官?发财?出名?成才?这些词好像与我们这辈子无缘了,但我们绝不会因此认为我们的人生没有价值。我们坚信,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从陶先生的教诲里,我们明白了能够说明教师生命价值的那个最贴切的词就是“做人”。“升官”“发财”“出名”跟“做人”相比,都只是副产品。而且我确信,当老师在“做人”上更有优势,因为有那么多学生陪伴我们、监督我们。普通的乡村教师也能创造崇高的生命价值。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我们专心致志做老师,如果做不能“名师”怎么办呢?尤其是乡村教师在做课题、写论文、评职称、上公开课方面机会相对较少,竞争力比较弱,一些老师会有些信心不足。我们学校为此给教师们开出了良方:“不是我们不够好,是名额太少!”我们要“立足做良师,力争做名师”。重新定位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根基,自然也就能抵制诱惑了。

      我感觉到,做自己喜欢的事业是快乐的,是快乐让我守住了“初心”。需要拼搏时就全力以赴,我的体验是:辛苦就是幸福,疲惫就是陶醉,奋斗就是享受。我和同事们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凡事发生,都往好处想,开心的一步步往前走。这恰恰也是陶行知先生当年的行走状态。我常常想,和陶先生当年两次遭到通缉、经常饿肚子的状态相比,我们今天的环境好得太多了。所以,再大的困难都可以一笑了之,学习陶先生“用钢头碰铁钉”的精神,硬着头皮就什么都不怕了。

      《生活教育》:近40年的坚守使得行知教育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您做得很成功。

      杨瑞清: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我们这里还只能算是收藏、播种、生根,充其量是刚刚发芽,还不能算是开花、结果。我们努力把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种子保存好,不让它变质,播下了一些种子,有的开始生根、发芽了。至于开花结果,那个正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现在的最重要的责任不是再办一所像行知小学一样的学校,而是守护好行知文化的种子,不能丢失,不能变质。真正的行知教育是需要有人守护的,而我甘愿去默默守护。在此基础上,怀着科学求真的态度,全力以赴推进行知教育实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行知教育实验的门口,而真正的实验并没有展开,所以我们有很多事要做的,我们要有一种紧迫感。

      《生活教育》:请您畅想一下未来的“行知教育”会是怎样的。

      杨瑞清:2018年是行知教育第二个100年实践探索的起始之年,我们要重新出发。我们将加快行知书院建设,将旧校舍进行加固改造,使其完整保留,修旧如旧,焕然一新。在年内布置好行知教育馆,以宣传改革开放以来行知教育实验的成果。同时,在国内外积极推广这个项目,力争能建成一批行知教育馆。努力做好五个层面的行知教育实验的系统规划,编印《行知教育实验手册》。邀请更多的“陶友”,投身开展行知教育实验,重点建设一批行知教育实验班。我们将继续办好一年一度的行知教育三国论坛,开展更加深入的讨论,促进更大范围的联合。希望经过几年的努力,能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国家,建成一批行知教育馆,形成一支行知教育实验骨干队伍,涌现一批行知教育实验家庭、实验班、实验校。

      十年前的20087月,我们为四川灾区的孩子举行夏令营活动。91岁高龄的四川籍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将军闻讯后,特地来到行知苑慰问他的小老乡。我们请戎马一生的老将军为我们写下了“还能更精彩”五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后来,这句话就成了我们的校训。

      如今,我们已经迈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要实现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必须首先办好现代化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北师大教师节谈话中三次引用陶行知名言,倡导做“四有好老师”。我感到,在大力提倡“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认真传承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扎扎实实开展“行知教育实验”,是我们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责任,也是前所未有、千载难逢的机遇。走进新时代,还能更精彩!

      《生活教育》:感谢您接受本刊专访,期待新时代的“行知教育”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