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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侯乡村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潘一尘旋风”

    发布时间:2018/5/24作者:邱汉章/文来源:百侯人文微信公众号点击:385

      邱汉章/

      近日,再次阅读当年陶行知先生写给百侯中学校长潘一尘的一封信:《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致潘一尘》,对潘一尘到百侯乡村推行生活教育运动感慨良多。岁月流逝,沧桑变幻,数十年前在百侯乡村发生的一切,都己不复存在,可那耸立在百侯中学的千年古榕,却刻写着不变的记忆。每当伫立古榕荫下,我的脑海里就好像不停地“转”着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百侯乡村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潘一尘旋风”,这是温暖的亲切的“旋风”。

      “潘一尘”三个字,在我头脑里,用“如雷灌耳”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百侯中学在陶研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特殊”两字就是当年陶行知先生推荐了晓庄师范小学部指导员潘一尘到百侯中学任校长,并先后介绍程今吾等10多人来百侯中学任教。这“特殊”两字就是当年潘一尘校长等一批陶行知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出色弟子在百侯乡村推行生活教育运动,尤其是潘一尘校长的教育改革和极力推行的“小先生”制,使百侯乡村教育面貌焕然一新。

      那是1933年,百侯中学创始人杨德昭先生为了改革乡村教育,培养更多人才,邀请陶行知先生来百侯中学任教。陶行知先生拟到百侯来,因公务繁忙,暂无法抽身,派一批生活教育骨干老师到百侯中学推行生活教育。这一年,陶行知推荐了晓庄师范小学部指导员潘一尘到百侯中学任校长,并先后介绍程今吾、王子建、程本海、唐文粹、王瑞符、陈恬若、郭昌洛、朱泽甫、钱寒康、麋仲照、龚葆箕、谢永等10多人来百侯中学任教。偏僻、落后、交通不便的山村,一时来了那么多走在中国教育改革前沿的重量级人物,马上沸腾起来。这些都是陶行知先生派来的,都是晓庄来的而且来了那么多人真的是“北有晓庄,南有百侯”啊!是啊,百侯乡村开始刮起了超级“旋风”——“潘一尘旋风”。陶行知的伟大教育思想在侯中撒下种子。侯中成为全国第三个“生活教育基地”。

      当时的百侯乡村有人口一万多,只有几间宗族房姓学校,入学人数不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二十。当潘一尘到百侯乡村后,经多方努力,成立“百侯乡村教育促进会”,以改造乡村教育。当时的百侯中学由初中部、艺友制师范班、小学部、民众教育馆四部分组成。潘一尘校长对这四部分都进行了有条不紊的改革。

      潘一尘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大刀阔斧”改革,“刷新”了百侯乡村旧教育。从此,“潘一尘旋风”在百侯乡村“转”了起来。

      如小学部的改革,把百侯侯南原来分房分姓办的四间初级小学和杨氏高小学校合并为百侯中心小学,作为侯中的附小,由晓庄师范的优秀生唐文粹任艺友制师范部主任兼小学部主任。中心小学又负责抓好12间村小分校,对村小统筹统办,培训并调配师资,建立区、乡教育网,统一推行生活教育。后来,为了进一步推行生活教育,小学部在1937年专门组织了“京沪教育参观团”,前往山海工学团、嘉宝农校、南京燕子矶小学、南京鼓楼幼儿园进行参观学习。

      又如初中部的改革,不按原来的学历而按智力考试编班,对初中部的学生实行了减免学费、勤工俭学以及工读生制。其时,百侯中学开设有校办工厂和农场,实施“教学做合一”,“手脑双挥”的教育。由于实行这样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许多外地学生都来侯中就读,他们来自潮汕、梅县、闽西南等地以及一些归国华侨。第一届招收的初中生就有四个班两百多人。

      再如艺友制师范班,为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生活教育,以真正地达到改造乡村教育之目的,1934年开办非常有特色的小学师资班——艺友制师范班。艺友制师范班第一批招收的学生有30人,来自四省八个市县。艺友制师范班采用晓庄师范的办学模式,即运用边学边教、边教边学、“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把小学部作为实验基地,在“做上学”和“做上教”。其时,艺友制师范班的学生,以“捧着一棵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座右铭,个个学到了真本领。艺友制师范班的学生毕业后,很多被外地学校聘请,把生活教育推广到其它地方。萧赐培(白雁)、李良史(后任江西省教育厅长)、张伟烈(后任大使)等是当年艺友制师范班的毕业生。1935年,艺友制师范班学生李俊成、李良史、肖史培和杨应彬等共赴广西南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任小学教师和半工半读,推广生活教育。1936年,以侯中、艺友制师范班校友为骨干,联合小学教师,组成“时代剧社”,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宣传抗日的进步话剧。百侯中学下设艺友师范。陶行知认为,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艺友制的根本方法是教学做合一。百侯中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推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而著名,在全国享有“北有晓庄,南有百侯”的美誉。

      再如民众教育馆,百侯中学民众教育馆是为了推行识字教育运动、普及民众教育而建立的机构。在崇山峻岭的落后的百侯乡村普及民众教育,面临经费、师资、校舍和设备的困难,然而,“潘一尘旋风”到那里,那里就“转”起来。一方面,联络各界人士支持,解决经费、校舍和设备问题;一方面,推行的“小先生”制,解决师资问题。

      当时百侯乡村推行的“小先生”制非常成功。当时,倡导“即知即传人”“不做守知奴”等口号和要求,规定从小学三年级起,每位学生都要担任“小先生”,教周围群众识字。通过百侯中学师生的共同努力,百侯全乡办起了夜校和家庭夜校77所,小先生达七百多人,夜校学生达三千多人,夜校学生年龄从七、八岁至七、八十岁。百侯乡村夜校中出现小儿教妈妈、孙子教奶奶、婆媳母女互学互教的动人情景,使百侯乡成为南方普及教育运动的著名地区。陶行知先生致函朱泽甫老师,对百侯乡村推行的“小先生”制给予高度评价,陶行知先生的信函指出:“抵抗这个文化侵略之最有效办法是小先生的普及教育运动”,肯定了“百侯的小先生的工作己经立了一点基础”,勉励在百侯乡村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老师们“必须百折不回干它几年才有效力”,希望朱泽甫老师“留在百侯与洁声(即程今吾)同志合作把这大事干到底”。杨应彬同志就是当时百侯中学培养出来的“小先生”。1934年,12岁的“小先生”杨应彬跟随潘一尘到上海,在陶行知先生的鼓励下,把他从百侯出发到上海的经历写成《小先生的游记》出版。当时,还有70多个“小先生”合写了《一个南方的普及教育运动》(潘一尘编)出版。杨应彬在《良师·益友·楷模》一文里说:“百侯中学很强调学生要适当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今吾同志是位热心的组织者,主要是号召大家做‘小先生’,在家庭、邻里之中,开展识字教育运动,自己的母亲、婶婶、嫂子、姐妹,都可以成为识字班的学生,结合着识字运动,还进行了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的教育。‘小先生’也要‘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为了教别人懂,自己就要先懂,就要学会把生活中的事物用知识和文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学习远比单纯的课堂学习强多了。”当年陶行知先生写给百侯中学校长潘一尘的信中,对潘一尘校长等人在百侯乡村推行生活教育运动,尤其是推行“小先生”制,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给予高度评价:“百侯办得有精神”。后来,潘一尘著有《小先生制》一书。

      潘一尘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坚定和勇敢的实践者。小先生制是陶行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陶行知先生在当时最理想的教育教学模式。“小先生制”最先由陶行知先生提出,在推行民众教育时,陶行知先生提出:民众教育的根本主义就是把知识散给大众。要把教育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荡涤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都得呼吸。把知识变成空气最好的办法就是运用小先生。陶行知先生说: “小先生是负着普及教育之使命。穷社会除了重用小先生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使教育普及”,“小先生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要创造新的中华民国,就非要重用小先生不可。我们全中国有一千一百万小学生,每人教三个,就有三千三百万学生,蒙童馆的学生每人教三个就又有三千万,一共六千三百万学生,要请大先生请不起,所以干普及教育运动,只有靠小先生”,“穷国普及教育最重要的钥匙是小先生。” 由陶行之先生倡导的“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不但在全国而且在东南亚一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潘一尘在百侯乡村及力推行的“小先生”制,正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实践,这“小先生”制的成功实践,打开了乡村教育的新局面。

      陶行知先生派来的潘一尘等一批生活教育骨干老师,在百侯乡村实行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使百侯乡村教育面貌焕然一新。潘一尘等生活教育骨干老师们,以培养具有创造精神、科学头脑、艺术兴趣、健康体魄、劳动身手的青年为目标;以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方针和教学原则,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特别强调实践;重视发展学生智力的教育特别强调因材施教;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特别强调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当时的百侯中学,把陶行知生活教育教思想贯彻落实到课堂教学、学校管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要求学生一律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要求学生轮流下厨房、挑水、烧火、煮饭;要求学生扛锄头、拿镰刀、挖地、除草、挑粪桶、种瓜菜;要求学生使用木匠工具,自做桌椅板凳和教具等等,以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劳动习惯。又如:在校园的墙壁、门楹上,悬挂和张贴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手脑双挥”“以教人者教已、在劳力上劳心”“镰刀到处无荆棘、锄头底下有自由”“以宇宙为学校、奉自然作宗师(注:‘自然’,后来陶先生改为‘真理’)”“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等许多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名言警句,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催人觉醒。当时百侯中学的校园,营造出浓郁的生活教育氛围,师生精神面貌很好,处处可闻《锄头舞歌》《生活教育歌》:“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拼命地做工,拼命地跳。一边儿学习,一边儿做。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

      潘一尘等一批生活教育骨干老师播下的生活教育种子,在百侯中学生根、开花和结果。在生活教育运动深入开展的基础上,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张伟烈的倡导下,百侯办起了全县第一间幼儿园(附设在侯南小学低年级),1939年独立办园。幼儿园由艺师毕业的学生任园长,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平民化、大众化、科学化”的办园方针,努力为当地群众服务。从1933年到1936年,仅仅三年时间,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包括初中部、艺友师范)以及民众教育馆,这样一条龙的生活教育体制便系统建立了。1937年秋,罗亦平(即罗明)任百侯中学代校长。他和张鼎臣、方方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共大埔县委书记肖明取得联系,根据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在侯中实施抗日教育。物色进步教师,配好领导班子,选授《新华日报》的社论和鲁迅、郭沫若等作家的文章,讲抗战形势、民族英雄史和十月革命史。这时期的侯中抗日教育是“生活教育”的延续和发展。

      由于百侯中学办学成绩卓著,百侯中学复校十周年时,陶行知写祝词赞百侯中学“树人多”,要求大家“记取百侯之精神”,在为百侯中学谱写的校歌中,称赞百侯中学的教育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百侯中学的生活教育还辐射到大埔县其它学校,朱泽甫、钱寒康等曾在高陂中学、大麻中学等学校实践过生活教育理论,古城小学等也向百侯中学学习,开展生活教育,生活教育在大埔的实践愈来愈广,影响到粤东地区。百侯中学实行生活教育,影响深远,成为南方农村中、小学校教育改革的一面光辉旗帜。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那时,假若不是形势发生变化假若陶行知先生还在世陶行知先生会来百侯乡村吗?答案是肯定的,陶行知先生一定会来看看这个他亲自指导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南方晓庄”的。可是,天不如人愿,这是历史性的遗憾!数十年前,陶行知先生派来的潘一尘等一批生活教育骨干老师们,总是让人怀念。百侯乡村教育因此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总是让人追忆。回顾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百侯乡村推行生活教育运动的“潘一尘旋风”仿佛在我脑海里“转”着,不停地“转”着…… 

      (作者邱汉章,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杨应彬同志再版著作《小先生的游记》序言二的作者,现供职于大埔县教育局。

      本文发表于《生活教育》杂志2012年第02期第56-59页,发表署名邱焕章)

      :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致潘一尘

      作者:陶行知

      一尘吾兄鉴:

      两函敬悉。健祥先生来信也说起百侯办得有精神,这种消息才是新年最好礼物。你在百侯教中学生创办平民教育,我们也在这里教小学生创办儿童工学团,可谓不约而同。前月三十号,我请侣朋到常州漕桥去帮助承国英同志开创西桥工学团。你知道他是一位不满十三岁的小孩,新近他在山海工学团里领导小朋友工作,表示出超越的天才。我看他不但打倒了我,而且几乎打倒了你。后生可畏,我们要努力呀!

      此外,晓庄的小朋友居然创造了一个自动学校;淮安几个小光棍,居然在各大学大演其说,几乎把一两位教授的饭碗所依赖的传统信仰打破;山海的张健不但能帮助他的哥哥创造了一个濮家宅工学团,而且与非战的马莱先生舌战一时,卒使马莱先生得一深刻之印象而去。从前六岁的小桃,曾教五十七岁的祖母,居然教完一册《千字课》。这些例子证明小孩子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小孩子能做先生,做先生不限定要师范毕业,小孩子是普及成人与儿童教育的生力军,等候师范生来普及教育,不啻如等候亡国。我们要创造新民族,必须对小孩子与没有腐化的青年总动员。

      我说这些话,是证明你领导中学生干民众教育是一条不错的路。你并可以把这种工作定为必修科。不愿教人的人,不配费我们的心血。不愿教人的人不配受教育。你可以大胆从中学生跳到小学生,叫小学生每天在家里教爹爹妈妈、哥哥弟弟、姊姊妹妹或亲戚朋友和不能进学校的穷孩子半小时或一小时,也定为必修工作加以考成。小朋友不得已,可用自己读的书教人,一面温习,一面把学问传给他人,那是再好无比了。

      总起来说:丢掉你现在的方针,把平民教育计划,给民众教育馆去办是一条走不得的错路。社会即学校的原则,要求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打成一片。江苏发动的民众教育馆,系传统教育末路,劳民伤财,结果只好了一般游手好闲的中等浪人可以喝便宜茶,听免费书。因此我不赞成另设民众教育馆,只希望百侯中学生的师生进民众、儿童的队伍去引导他们自己干起来。换句话说:我希望你维持你已定的方针,并把它充实的发挥出去。德昭先生来沪,一定要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就是这样答复他,我要请他加些经费干这工作。至少贫苦民众买书费总得补助。总之,社会与学校必须合一,你们现在走的路是对的。

      敬祝

      康健!

      陶知行